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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与彷徨: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发布时间:2016年01月13日 13:49 来源: 作者:中亚新闻网

 游移与彷徨: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袁 剑

  正如人类对自己的认识逐渐深化一样,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同样处在一个逐渐拓展的过程当中。原来缺乏主体性的物质化地球转变为人类的关系化世界,并随着互动关系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与其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化结构,不如说是伴随着历史变迁而形塑的一种资源与权力分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着历史时期欧亚大陆王朝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决定着近现代民族国家与区域力量的交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地球上的各大区域如今都已经被纳入到这种整体性的世界体系当中,并形成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式的层级分布态势。

  因“一带一路”而备受瞩目的中亚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历史与地理背景,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中同样经历着荣耀与沉浮,并追寻着自身未来的前进可能。

认知上的“黑洞”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更多地是一种对外在秩序与结构的认知,因此,在对外视野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一些自认为有序的地方作为文明区域,而将一些无法把控的失序区域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并且在认知层面往往加以排斥,将其当成是一个缺乏历史的区域。但事实上,正如沃尔夫所言,“公元1400年的世界已经开始迅速发展起地区的关联和联系;但欧洲在此后的越洋扩张将地区网络组合成世界范围内的交响乐,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性的节律。有着不同来源和社会结构的人民都被这些力量纳入趋同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参与到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中。他们是欧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战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此过程中,所有这些人民的社会与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那些站出来充任‘真实’历史的承载者的人民,也深刻影响了人类学家研究的人群,他们将这些人群称为‘原始人’,是从永恒的过去的原初延续。由欧洲扩张发动的全球化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历史的人民”。只有基于这种认知,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全面、更真实地面对世界各个区域所具有的文明与历史。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图景也就不应该畸重畸轻。对此,美国学者麦高文在20世纪初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世界史中的叙述空白,中亚恰恰就是这些空白中的重要部分。麦高文站在西方的角度指出,18世纪以前的世界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和西欧的历史,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东方开始进入世界史的视野,“直到20世纪开端后,史学家才普遍一致承认这些东方国家的发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个人类进化史分离。可是到了目前,还有一个广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数专家外,一般对它常常是太忽视了。这一地域就是中央亚细亚——其实中亚之地,对于有关人类通史的一切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随着1991年底中亚五国相继独立和苏联解体,这块广大的中亚区域不再作为某一大国自身领土的一部分,而开始成为一个具有某种主体性的区域并展现自我形象。在第二年,《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发表著名的《中亚的中央性》一文,在探讨中亚地缘与文明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新主体的未来走向与可能性,他指出,中亚“是一块巨大的黑暗区域。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对于有文明的民众与空间在哪里终结,他们在哪里跟中亚的民众相互渗透,这还不大清楚。没有哪个文明是纯粹的、未受触动的,它们全都是在跟中亚的互动中形成甚至被定义的。此外,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汇互动的地方。确实,几千年来,‘亚洲的脉搏’可能来自中亚的心跳。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而正是这“缺失一环”,影响着我们对于整体世界的思考。他提示我们,对于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的系统分析来说,中亚都具有中心地位。

  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今天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被忽视的部分。世界历史的绝大部分往往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中亚尽管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自从15世纪以来,中亚在政治争夺中败给了周边的文明与政权,因此这一区域也就失去了在地缘意义上的欧亚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地位,而更为致命的则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殖民扩张以及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传统的陆上力量相比之间日渐衰落,整个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也从数千年来的欧亚大陆开始转移到在地理上更为边缘的外围区域、海洋区域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我们如今对于中亚的认识空白就是基于这种基本逻辑而造成的。如今,随着这块区域的新政治力量的觉醒,新的关注重心也正在形成。

非洲、拉美与中亚:相似和差异

  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当中,存在着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即便其有效控制程度非常薄弱;而另一种体系则被称为“世界经济体”,在这一体系当中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他看来,在现代之前的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其结果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走向解体。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力量的兴起,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通过资本的力量而形成了一个延续500年不辍并依旧强有力的体系格局。“在一个帝国中,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占领把文化联系起来,而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其原因就是在一个世界经济体中对于各个集团形成有效政治压力的主要是地区的、民族的国家。文化的趋同往往趋向于为各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而压力的加强是为了创造文化-民族的同一性”。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与外部地区并不完全重合,往往在某一个时期的外部区域会变成后一个时期的边缘地区或半边缘地区,而反过来,中心国家也会逐渐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

  自从世界形成了将人类活动彼此联系起来的网络之后,尤其是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整个世界逐渐被纳入到一个半成型的世界经济体当中。原先与欧亚大陆缺乏联系的北美,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发展以及美国的独立而加入到欧洲权力秩序当中,而原本与欧亚大陆缺乏整体联系的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则成为当时殖民与资本力量的劳动力与原料输出地,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网络中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一时期的中亚正经历着周边大国的竞争,尚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权力空间之下,但从处于被支配的角度而言,这是中亚与非洲、拉美相类似的地方。

  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非洲、拉美尽管已经实现了国家独立,但其本国经济仍然无法摆脱原料供应者的角色,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中依旧处于依附性地位。而此时的中亚,则被纳入到俄国-苏联的政治版图当中,在苏、东集团自成一体的内部经济体系中作为基本农产品供应地而存在,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体系依附地位。而随着苏联解体,中亚真正意义上冲破了这种苏式计划经济体系的配角地位,而开始走向新的世界经济舞台。这又是中亚与非洲、拉美所不同的地方。

新的位置与可能

  愿景是美好的,但“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中亚诸国在独立之后所面临的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重新定位问题,始终是考验这些国家领导层的重大难题。一方面,它们必须在后苏联时代塑造自己国家的政治和历史合法性,并在本身缺乏足够的文字历史记载的情况下重新书写和塑造自己的国家历史,以凸显当下独立国家实体所具有的历史维度;而在另一方面,则必须在苏联时代“全国一盘棋”的经济与产业安排所塑造的较为单一的经济基础上,去面对全球化和周边区域化在经济等方面的挑战,并在中亚区域一体化尚未成型的情况下重塑自身的经济体系问题。凡此种种,既关乎历史认同,更涉及经济重建,是在后苏联时代既打造自身国家外壳,同时又奋力追赶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分工新态势的艰难道路。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思考哈萨克斯坦命运时曾这样感慨:“我们生活中最为尖锐的问题是,我们民族的特性在哪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才是适宜的,什么样的支撑物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民族意识,在当代急遽变化的世界里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我’——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不仅是哈萨克斯坦这一中亚最大国家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所遇到的困惑和挑战,同时也是其他四个中亚独立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中亚诸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位置?在这种游移与彷徨中,未来将给予我们答案。(责任编辑:吴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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